Rob Riemen

《精神之贵：一个被忘却的理想》简评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31 次 更新时间：2014-11-20 http://www.aisixiang.com/data/80299.html 吴万伟 本文评论的书： 罗布·里曼《精神之贵：一个被忘却的理想》，霍星辰、张学敏 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年 罗布·里曼 是荷兰核心研究院的创始人和院长，该研究院是研究欧洲艺术、思想、哲学等文化遗产的思想平台，旨在激发西方文化和哲学辩论，并为当今问题提供借鉴。该院创办于1994年，每年组织一次年会，会议的背景是我们提出重大问题，如如何生活？如何影响未来？如何吸取过去的教训？重要的价值和观念是什么？然后邀请世界最著名的知识分子、学者、记者、政客、艺术家、音乐家就这些话题与其他人交流。活动多样，有专题演讲，有研讨会，有大师课堂，有小组讨论会，有自己的网站和出版物和图书馆。研讨会的主题有艺术与教育、音乐中的美与真、知识分子与政治、法西斯、反犹主义、民族主义等。年会的主题有科学的胜利与人的秘密、如何改造世界、西方下来怎么办？—贝多芬遭遇超人、历史的终结后对人的反思、身份认同、西方文化的定义等。应邀发表专题演讲的有很多著名学者。 罗布·里曼特别热爱德国作家托马斯·曼，他在接受访谈时谈到自己阅读了曼的所有小说、随笔、书信和日记（十大卷），曼是他的教育学校，就像歌德是曼的教育学校一样。《精神之贵》就是要告诉读者为什么这位作家成了他的教育学校，是对托马斯·曼对作者的意义的总结，也是作为中年人的作者的人生反思。 作为出身于工会领袖家庭的欧洲左翼知识分子，里曼深信缺乏公平正义的社会必须被改变，但在文明的社会里你不能使用暴力。可是9-11袭击之后，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左派知识分子精英如苏珊·桑塔格 和诺曼·梅勒 为暴力袭击辩护，将9-11袭击合理化的言论让他感到震惊。如果所有这些思想深刻的知识分子，高雅文化的化身都无法对善恶、是非做出道德上可靠的判断，人们为什么还要继续读书、思考、听音乐、做判，提高修养呢？为什么知识分子背叛其作为社会良心的使命呢？为什么要阅读伟大著作？为什么伟大音乐很重要？为什么不允许像西方这样的富裕社会减少在文化或艺术教育上的投资等。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正是作者写这本书的动机。 该书的标题《精神之贵：一个被忘却的理想》源于作者特别欣赏的作家托马斯·曼的文集《精神之贵：人性问题16篇》，这本专门探讨人文危机和精神复兴的书特意在整个文化世界处于废墟的1945年出版。里曼对“精神之贵”的思考开始于他与这位伟大作家的小女儿伊丽莎白·曼·鲍杰斯 不寻常的遭遇。半个多世纪后，德国出生的美国作曲家约瑟夫·古德曼 借用这个题目为他在9-11之后写根据惠特曼的《草叶集》而配乐的大合唱命名。古德曼是1938年作为难民和托马斯·曼及其女儿一起流亡美国的。罗布·里曼2001年12月在纽约和伊丽莎白·曼吃饭时碰巧遇见了古德曼。古德曼2002年因病去世时作品并没有完成，伊丽莎白·曼就敦促里曼完成这项工程，虽然是用文字而不是音乐。里曼的“精神之贵”理直气壮地大声为西方文明的美德辩护，是对高雅艺术和高尚理想的激动人心的探索，也是对威胁文明的力量进行的反思和对文明繁荣赖以生存的真理、自由和尊严等价值来源的期盼。 本书分三部分。里曼首先花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讲述他特别崇拜的大英雄托马斯·曼的生平，他认为曼是引领世界摆脱野蛮的灯塔，是深刻反省自我的典范。第二部分“对当前问题的哲学反思”是想象的一系列对话，对话者都是欧洲思想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转折点上的典型代表人物如苏格拉底、斯宾诺莎、歌德、惠特曼和托马斯·曼等，这些人是勇敢地拒绝在理想追求中做出妥协的英雄，是摆脱恐惧、仇恨和无知从而进入自由世界的灯塔。作者用对话的形式讲述自己对文化的本质、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思考和探索。最后一部分“关于勇敢”重新描述了苏格拉底在雅典接受审判的情景，同时还有被纳粹杀害的意大利犹太知识分子莱奥内·金兹伯格 的写给妻子的绝笔，让她勇敢地接受他的死亡。作者希望读者在阅读完这个故事后产生某种体验，了解到精神高贵者到底什么样子，呼吁每个人勇敢地与恐惧、仇恨和无知做斗争。 这是一本小书，原文只有112页，双倍行距的中文版也不过206页，文中探讨的却是一个当今时代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的大问题，因为人们觉得真理、自由、平等、尊严等宏大词汇已经被滥用，这些词汇包含的价值在当今破坏性的解构一切的虚无主义、消费主义、相对主义破坏下已经消失殆尽。任何人使用这些让人感到不自在的词即便引人发笑嘲弄，至少也令人感到怀疑。在文化多元主义是当今潮流的情况下，该书却理直气壮地大声为西方文明的美德辩护；在“精英”、“高贵”等在市侩倾向严重的反智主义社会中已经成为被人嘲弄和诅咒的肮脏词汇时，该书却大声疾呼高雅艺术和高尚理想的重要性；在消费主义和商业思维盛行的现代世界，该书却一再强调哲学思考和真理探索的重要意义。 其次，本书的写作风格也与众不同。本书偏离了批评分析的传统定义，既非广义的哲学随笔，也非学术批评。因此，我们很难决定应该把这本书放在个人图书室的哪个书架上，不过，正是这种变化多端的本性让《精神之贵》读起来赏心悦目。里曼明白只有快乐的阅读才能让人有机会学到一些东西。作者采用了令人好奇的小说方法，重新想象了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作家莱奥内·金兹伯格在意大利被折磨致死的场面，以及法西斯主义者牧师在他牢房里的一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高谈阔论。这种大胆的策略和别出心裁的出版模式令人钦佩。另外，本书不是冷冰冰的学术著作而是用亲切的口吻以第一人称写出来的个人遭遇，既有个人也有文本的遭遇。通俗易懂、引人入胜。对话和独白占本书的绝大部分，如与托马斯·曼的女儿的对话，引自托马斯·曼小说《魔山》中苏格拉底与朋友的对话，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塞特布里尼 和犹太共产党知识分子那普撒（Naptha）的对话，《浮士德博士》中的人物对话，尼采对自我和世界的独白。这种写作特点将文学哲学交流和思辨变成栩栩如生的戏剧化场面，让读者产生在图书馆或者档案馆查阅文件的幻觉，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书中人物在面临时代的道德、社会、政治冲突的关键时刻内心的澎湃冲突。 （1）对知识分子背叛的论述。 通读《精神之贵》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作者对知识分子的背叛的论述。在政治领域的知识分子的背叛我们都很熟悉，最著名的论述就是1945年后法国知识分子受到专制主义的诱惑，如萨特对斯大林的支持。本书谈论的是知识分子在学术领域在西方大学里的背叛。作者认为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的名著《知识分子的背叛》借用了托马斯·曼认为精神世界应该保持独立性的观点。里曼基于“精神的政治化”也是一种虚无主义，分析了知识分子背叛的若干原因。他认为没有什么比权力和名声更大的诱惑了。不断调整自我是要成为群众发言人的必然要求。抓住政治权力就导致精神被抛弃。伊拉斯谟 世纪–16世纪初荷兰思想家、哲学家、欧洲人文主义运动主要代表人物—笔者注）、斯宾诺莎和康德把自己局限在思想领域因而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他们背叛的第二个原因是信仰错误。知识分子心中已经不相信不朽、意义、价值、正义、体验等。里曼认为，班达所说的西方知识分子的政治化和心甘情愿地放弃对真理的无私追求是西方陷入危机的内在根源。托马斯·曼正是吃惊于这种背叛才最终导致他重新认识到人类精神的高贵和鼓吹这种精神的复兴。 说到改变世界的行动，里曼在接受采访时说，文明社会的本质是正义和人类尊严的培养。公正的社会和人的尊严不是等来的，每个人、每个社会都必须努力争取它，并去对付那些对公平和人人享有尊严的社会不感兴趣（甚至反对）的势力和人力。所以改变社会总是必要的，这是每个人应该意识到的道德义务。更好的社会如何？什么人能带来改变？ 左派和右派的世界观不同，左派的政治乌托邦理想造成战争恐怖和种族屠杀等骇人灾难，政治保守派则捍卫现有秩序，所以不平等、贫困和不公持续存在。专制独裁的灾难后，我们意识到自由民主是更好的办法，但是光有西方政党政治、大众媒体和公众舆论是不够的。 西方学人所刻画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他们各自被都视为“社会的良心”。余英时说西方文化史上常常区分“静观的人生” 和“行动的人生”。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都是以“精神贵族”自居，以“静观暝想”为人生最高境界。虽然重视理性却不屑于将“理论理性”用于康德所谓的“公共事务”之上。启蒙以来的西方“知识分子”则代表一种新的现代精神。和基督教传统不同，他们的理想世界在人间不再天上；和希腊哲学传统也不同，他们所关怀的不但是如何“解释世界”而且更是如何“改变世界”。对照西方，中国的“士”文化、孔子来自中国文化的独特传统，代表“士”的原型。他有重理性的一面，但并非“静观暝想”的哲学家；他也负有宗教性的使命感，但又与承“上帝”旨意以救世的教主不同。中国知识人特别注重精神修养，主要是为了保证“道”的庄严和纯一。以道统来驯服“治统”是后世儒家知识人所最为重视的一件大事。这是中国超世间的理想在世间求取实现的唯一途径。(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618-619页。) （2）对普世价值遭受攻击所作的分析。背叛精神之贵的知识分子就是野蛮人。权力的诱惑和拥有激情和才干的人的邪恶意志是当今世界陷入罪恶的原因。作为生活方式的人文主义：尊严、自由、尊重和追求真理或许就是我们所说的普世价值。如果人们不再关心真理和自由，该社会的继续存在就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里曼的独创性不在于为普世价值辩护，而在于对人文价值观遭受长时间的攻击所做的分析。如果当今许多知识分子难以不带讽刺地语调说出真善美等词，原因可以追溯到19世纪以来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对这些词的滥用，尤其是尼采对西方道德的严厉攻击。 里曼的书专门抽出一章论述勇敢，他推崇的英雄是通过人类思想的手段赢得智慧，并在艰难困境下保持独立性和捍卫普世价值的英雄如斯宾诺莎、雷蒙·阿隆勒、阿瑟·凯斯特、阿尔伯特·加缪 和安德烈·马尔罗。这些人体现着当今迫切需要的品质：勇敢。对永恒的人生大问题的永恒的关注是每一代人每一个体都必须思考的，因为任何人或宗教教条或政治教义都不能给出终极答案。为了追求“真善美”，追求“自由、正义、博爱”我们需要付出世俗的荣誉、名声、特权、甚至生命，而这就是作者认为的精神之贵。 （3）对人文艺术教育的强调。本书给人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还有作者对人文艺术教育的重要性的重视。他认为西方社会的最大丑闻是对教育的破坏和统治阶级的文化：有组织的愚蠢。他提醒欧洲文化世界已经发生重大转变，警告说西方过去的成功不一定保证为了的成功。他大声质问为什么西方丧失了对艺术、文化和新艺术形式的探索？里曼在接受采访时强调说，艺术是人们表达最深刻的情感和体验的唯一语言。数学做不到，经济学做不到，技术也做不到，因为它们没有可表达的内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最新来稿